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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写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召开之际

孙少龙 高蕾 张研

　　“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号召，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023年1月9日，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将在京开幕。会议将对新一年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纪检监察工作作出部署。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以惕厉自省、慎终如始的态度，踏上新的赶考之路。

　　驰而不息，把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2022年10月23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气氛庄重而热烈。

　　面对600多名中外记者，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话语坚定——

　　“我们必须高度警省，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驰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

　　“驰而不息”，足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恒久毅力。

　　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这是坚如磐石的政治定力。

　　2022年10月25日，党的二十大闭幕刚三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即是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一开始就为作风建设立下规矩，到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均研究同样内容并持续深化细化，作风建设在十年间一以贯之、落细落实。

　　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2022年1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增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定力，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2022年12月26日至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总结成绩，查摆不足，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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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一系列务实举措、明确要求，向全党传递出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松、半步不退的清晰信号。

　　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这是高瞻远瞩的重大战略部署。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分析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面临的形势任务、党情发展变化，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是强化管党治党全面系统布局、协同高效推进的重大举措；

　　从七个方面对党的建设工作作出部署，内容涵盖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等方方面面；

　　明确“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求，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首次对“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行专门部署，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强调“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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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精心谋划、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对严峻复杂考验的清醒认知，对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

　　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这是最为彻底的斗争精神。

　　2022年10月17日，党的二十大召开第二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他所在的广西代表团，同大家一起讨论二十大报告。

　　谈到反腐败斗争，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总结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推进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

　　十年来，面对反腐败这一“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亮明态度，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毅决绝，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

　　在这次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斩钉截铁、一锤定音：

　　“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怕什么？接受疾风暴雨、惊涛骇浪的考验，我说，‘虽千万人，吾往矣’！没什么好怕的。”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标本兼治，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2年12月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春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主动投案”，这是消息中一个不难发现的细节。事实上，仅在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就已发布十余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主动投案的消息。

　　数据显示，五年来，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8.1万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2020年以来21.6万人主动交代问题。

　　“只有早投案、早交代，才能早一点把心里的石头放下。”2022年年初热播的电视专题片《零容忍》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的忏悔，正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从量的积累走向质的变化的有力印证，反映出新时代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指向。

　　围绕“国之大者”，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

　　冬日向晚，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漓江江面波光粼粼。

　　近年来，通过关停采石场、治理畜禽养殖污染等一系列举措，漓江生态越来越好，吸引市民、游客纷至沓来。

　　保护好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桂林市纪委监委成立“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专项监督工作专班，聚焦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薄弱环节，对有关问题优先查办、快查快结。

　　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9月，桂林共查处生态环境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53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80人，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呵护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

　　从疫情防控到生态环境保护，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到一系列重大战略、重点任务……政治监督始终有力有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把握内在联系，不断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系统性、整体性——

　　2022年岁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年度十大反腐热词，其中一个正是“风腐同查”。

　　而在2021年年底，“风腐一体”就曾入选当年十大反腐热词。

　　从“风腐一体”到“风腐同查”，充分体现出纪检监察机关把握党性党风党纪内在联系，把握“四风”与腐败风腐同源、风腐一体的特征，对风腐问题统筹来抓、一体纠治的治理方式转变。

　　从作风问题入手，驰而不息纠治“四风”。截至目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111个月公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据，对“四风”问题从严纠治；

　　一体纠治，深挖腐败问题背后的“四风”苗头。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看风”，精准分析查找哪些作风问题最易演变为腐败，开展针对性纠治整改，不断压缩腐败滋生空间。

　　“三不腐”一体推进，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纪检监察机关在紧盯风腐交织突出问题严打严查的同时，坚持破立并举、扶正祛邪，深入推进政治生态、廉洁文化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健全体制机制，不断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

　　2022年6月28日，《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全文公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作为一部规范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的基础性中央党内法规，规则着眼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派驻监督体制机制，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的组织设置、领导体制、工作职责、履职程序等作出全面规范。

　　这是纪检监察机关把握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内在一致性，推动构建纪检监察法规制度体系的一个缩影。

　　数据显示，五年来，纪检监察主要法规制度共增加111项，初步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纪检监察法规制度体系。

　　与此同时，建设贯通纪检监察业务全流程、全要素的信息化系统，建成覆盖全国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纪检监察工作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程再启，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范一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2年11月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一句话”新闻，宣告党的二十大后“首虎”落马。随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又有多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

　　踏上新征程，迎接新挑战。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

　　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号召，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

　　新征程再出发，必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

　　2022年10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原党组书记、厅长李小豹被“双开”。

　　通报指出，李小豹“背弃‘两个维护’，搞‘七个有之’，组织‘小圈子’‘小团伙’，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对其“两面人”属性进行了精准画像。

　　始终抓牢政治纪律这个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及时发现、着力解决“七个有之”问题，消除政治隐患、维护政治安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强有力政治监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新征程再出发，必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

　　“紧盯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影响安全发展、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纠治打折扣、搞变通、各行其是，急功近利、脱离实际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2022年11月，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要求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纠治“四风”工作的意见》，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

　　这是纪检监察机关履行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职责，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的一个缩影。

　　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2022年10月29日，十届河北省委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暨巡前集体谈话会议在石家庄召开，明确要求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

　　围绕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专门作出部署，明确对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装样子、搞花架子、盲目铺摊子”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进行坚决治理；

　　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辽宁省纪检监察机关深入推进金融、政法、国企领域腐败治理，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的腐败行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完善纪法规定，严格执纪、严肃纠风、严厉反腐，不断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浓厚氛围。

　　新征程再出发，必须始终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170多次。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一个党能不能长久执政，主要看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群众拥不拥护、满不满意。

　　在浙江湖州，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对乡村养老托育等服务的项目建设、资金使用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开展清单化、项目化监督，确保村里的老人、孩子们享受到优质服务；

　　在湖南新化，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加强“直查直办”“提级办理”，从严查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工作中的“微腐败”和不正之风；

　　在河北魏县，政府服务中心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打造办事直通车，帮助解决群众在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急难愁盼问题……

　　矢志不渝、笃行不怠，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始终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驰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必将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记者孙少龙、高蕾、张研）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01版）

李渔“无声戏”的稗史意义******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号天徒，在他后半生卖文糊口的生涯之始，改名渔，号笠翁，是清初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李渔自己说：“予生也贱，又罹奇穷。”作为明清时期的一位戏剧和小说大家，他以戏曲小说为平生志业，声称：“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心应手，终不敢以稗官为末技。”他是一位古代历史上少有的，不求科举荣身，专以卖文糊口的职业作家。写出了戏曲理论名著《闲情偶寄》、戏曲《笠翁十种曲》，还创作了《十二楼》《无声戏》等风靡一时的拟话本集。

　　杜浚称他的《无声戏》“为从来小说之冠”；孙楷第说：“我们看他的小说，真觉得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风趣，绝无重复相似的毛病；这是他人赶不上的……说到清朝的短篇小说，除了笠翁外，真是没有第二人了。”在小说史上，李渔是和冯梦龙、凌濛初鼎足而三的拟话本大家，而他在戏曲理论和创作上的贡献又远远高出二者。李渔拟话本能够自成一体，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和他“无声戏”的小说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渔的“无声戏”之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小说视为无声的戏曲。他把自己的拟话本集命名为《无声戏》，并在《十二楼》的《拂云楼》中要读者“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就是直观的体现；另一方面，认为“稗官为传奇蓝本”。《笠翁十种曲》中的《比目鱼》《奈何天》《凤求凰》《巧团圆》四种都是改编自他的《无声戏》和《十二楼》。李渔重视戏曲和小说文体内在的一致性，在近四百年前就提出了小说是“无声戏”这样一种跨文体的观念，在稗史上可称独树一帜。在今天，小说与影视剧孪生同产的现象更趋常态化，李笠翁的小说文体理论和利弊得失，更具借鉴意义。

　　从小说史的大脉络来讲，李渔的“无声戏”说，具有三重的价值和意义：即小说编创方式的探索、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游戏的态度释放小说的活力。

　　一、“无声戏”是李渔首创的拟话本编创方式。他的小说依傍戏曲程式化的角色、情节和场景，小变其形，追求情节翻新、立意奇巧的效果。从宋元时代开始，各种话本、拟话本集大都是取材故事类书，编辑成分要远大于创作。罗烨《醉翁谈录》记载的南宋“话目”(故事名称)有100多个。那时说书人的职业素养是“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熟知洪迈的《夷坚志》、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等故事类书。孙楷第《小说旁证》、谭正璧的《三言二拍资料》，梳理出“三言”“二拍”共198篇小说的入话与正文故事的出处，可见冯梦龙、凌濛初等拟话本作者，多是以当时人编纂的类书与文言小说为框架改写小说。在没有本事依傍的情况下，小说家通常难以结撰数量众多的短篇小说。因而，“三言”“二拍”之后，《型世言》《石点头》一类拟话本的题材来源更加杂凑。清代拟话本集再也没有数十成百之巨的篇数，最大的原因在前出的话本小说和题材资源已被冯梦龙、凌濛初等奄取殆尽。如凌濛初在“二拍”序中声称，因“三言”将话本搜罗一空，他的“二拍”只能将前人所弃的“竹头木屑”缀合成篇。

　　李渔的《无声戏》和《十二楼》绝大部分出自独创。对戏曲程式、套路的逆向借鉴是李渔小说意取尖新的关键所在。李渔曾说过：“若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时耳目，为我一新。”李渔创作尤重脱套、“脱窠臼”。窠臼者，套路、模式也。它们的情节结构、人物命运走向有固定路数。“脱窠臼”就是反向的构建方式。李渔是个技巧主义者，他的翻新创造，乃是“仍其体质，变其丰姿”，“如同一美人，而稍更衣饰，便足令人改观，不俟变形易貌而始知别一神情也”。所以他声言：“束缚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谱是也；私厚词人，而使有才得以独展者，亦曲谱是也。”曲谱之外，戏曲旧有的程式、排场，都是李渔创作拟话本的灵感来源。他只需要“小变其形”地移用过来，就解决了小说的取材问题。其小说的故事核心，往往是对旧有模式的逆向思维。如将才子佳人故事套用到同性恋故事上的《男孟母教子三迁》，才子追求佳人变成的《众美齐心夺才子》；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变成奇丑奇臭的阙里侯与佳人团圆到老。没有窠臼、程式就没有笠翁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因有成法和阶梯可循，才能稍更衣饰，就别出风神，大受欢迎。笠翁的小说和传奇构思方法出自同一机枢。小说之称为无声戏，正是小说对戏剧艺术技巧的依循借鉴，是在对戏曲程式中的依傍中的求新。

　　“无声戏”这种小说观念，以戏曲格套做翻案文章的构思方式，使李渔摆脱了稗史小说必然写实的旧观念拘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事无所本”、“凭空结撰”，虚则虚到底的虚构观念。这是小说史上的一大进步。

　　二、以小说为“无声戏”，是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戏论文，本质上是把小说视为虚构的游戏。虚构这个概念，在小说史上相当难产。唐代之前的小说基本上被纪实观念所左右。如鲁迅指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也就是进行自觉艺术虚构。但是，唐传奇作者们在“征奇话异”之余，往往在篇末把故事的讲述者、时间、地点、听众一一交代清楚，以示故事的真实性。如元稹的《莺莺传》：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张生与莺莺故事)。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情景设置，还是出于取信于读者的“实录”观念的影响。直到明代，虚构才被文人们逐渐接受。如谢肇淛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在探讨戏曲创作之时，“贵幻”、“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袁于令)的见解更为常见。所以，李笠翁的“无声戏”观念的本质就是将小说创作向戏曲靠拢，使小说获得了艺术虚构、艺术想象的自由。这在小说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使小说从自古以来的“实录”、“稗史”的写实观念中解脱出来，给了文学性的虚构以合理性。

　　李渔并非没有看到小说与戏曲间的区别。他指出“纸上之忧乐笑啼与场上之悲欢离合”“似同而实别”。小说要“悦目”，戏曲要“便口”。李渔的“无声戏”小说观，是对话本小说表演和讲述情景的某种回归。话本本是口头文学，是用戏剧性的情节人物打动听众。早期说书人的伎艺主要是模仿人物口吻，像《快嘴李翠莲》《西山一窟鬼》，都含有类似戏剧性的表演因素，说书人一张嘴“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坐间星拱”。话本叙事结构简洁单纯，“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其精髓是一事统摄始终的简单结构，鲜明的人物形象、快节奏的情节，以人物口角动作表演其身份、性格等，本身就含很鲜明的戏剧性。这种舞台性特点在冯梦龙的“三言”中得到了改造。他强调“文心与俚耳相协”。俚耳是口头文学的听众，文心则是雅文化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字。如《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经典作品，情节进展缓和细致，在探询人物内心隐微和细节上平铺细描，这种“深度”的、平淡化的小说，开始指向了私人化、内向性的阅读。但在“三言”之后，来自民间的机智幽默和喜剧精神，在文人小说中变成了嫉愤的牢骚和嘲骂。后者的故事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独立性，有沦为议论注脚之虞，戏剧性的场景更是几乎绝迹，拟话本艺术日趋没落。

　　李渔将戏曲“贵幻”的艺术追求，运用在拟话本创作中。所谓“非奇不传”，他的小说在情节上的陡转巧合，是戏场关目中的出奇变相。如《谭楚玉戏里谈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男女主人公在戏台上表演《荆钗记》“投江”一出，借戏文抒发生离死别之情，是典型的“戏中串戏”的程式变形；小说人物对话和内心描写都如戏中角色的台词，简洁外化，不需“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在人物设置上，依循着“稗官是传奇蓝本，有生旦不可无净丑”的原则，读者可以根据角色期待，作出轻松的反映，引发笑声。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的一段话，畅言文学性虚构为创作者带来的如造物主那般的快乐：“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作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墙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在那个由笔墨构成的世界中，李渔认为作者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是隐士高官、可以做人间才子、娶绝代佳人，又能成仙成佛、建不世之功……幻境纵横，全由自我做主。多么自由自在！畅快淋漓！这是罗贯中、冯梦龙等小说作者不敢宣之于口的霸蛮权力。

　　三、“无声戏”的观念用游戏的、喜剧的主张，从桎梏中释放出小说的生机。自从冯梦龙用《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为“三言”命名，明末清初的拟话本集出现了《型世言》、《照世杯》、《清夜钟》等一大批微言大义的堂堂名目。从这些小说集的命名中，就可以看到，通俗文学对文以载道、道德说教的正统文学的攀附。文人们用强烈的情绪化说教，覆盖了来自民间说书的娱乐精神和幽默襟趣。到《型世言》和《照世杯》一类拟话本，作者更急于救世，大量的说教之辞，味同嚼蜡的故事人物，败坏了读者的胃口。“无声戏”的小说观念强调了阅读的浅易性和娱乐化。“戏文是作给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是迎合小说读者实际兴味的一种叙事模式。

　　宋元话本是诉诸听觉为主的感官艺术形式，人物情节类型化和叙述套语等口头文学特色，使儿童妇女和不识字者也可以“闻而如见之”。所谓闻而如见之，首先是有鲜明的形象性和戏剧化情节。拟话本是由文人写作，供给个人阅读的文本，在脱离“听——说”艺术的过程中，小说作者掌握了更多自主权力，可以使作品在思想意蕴、个人风格的深刻与独立方面走得更远。但“读——写”模式的深度文人化，却限制了作品在普通读者中的普及性和号召力。像李渔这样靠卖文糊口的作家，关心的是市场和生计。在明清，戏曲是拥有最多受众，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在勾栏瓦舍之中，“说话”和戏曲都是现场表演的技艺，李渔将小说称为“无声戏”，标榜小说的大众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拟话本又回到大众化传播的层面。在以小说为消遣娱乐的本质上，李渔的小说更接近宋元说书，而非告诫连篇的文人拟话本。

　　他用游戏消解小说受史传文学、雅文学规范而日益质枯呆滞的风格，自豪地宣称：“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小说也采取教化之论，但填词之为游戏的理论，修正了明末拟话本文人的正统说教。李渔声称“大约弟之诗文杂著，皆属笑资。以后向坊人购书，但有展阅数订而颐不疾解者，即属赝本。”他的幽默感让一本正经的告诫、教化变了味道。

　　李笠翁的“无声戏”说出现的背景是明清之际戏曲艺术的流行。与李渔同时的尤侗，就称“天地一梨园”，称其诗集为“便是吾家院本，供大众手拍”(尤侗《西堂杂俎一集》，卷五) 李渔之后，仅从小说集的命名看，就有《纸上春台》、《笔梨园》，其中篇目也径名为“第一戏”、“第一本”，都是师仿“无声戏”之说者。李笠翁的作品流传海外，对江户时代日本娱乐文艺产生一定影响，冈晴夫称他为“戏作者”的先驱，即不言自明的虚构、游戏三味和无用的文学。

　　总之，李渔小说能成为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翘楚，得益于他的“无声戏”之小说观念，但“无声戏”之说弊端也是明显的。首先李渔将小说看成无声戏剧，将一个“戏”字横在胸中，将戏曲关目的随意装点，取代了拟话本由“三言”奠定的细致模仿现实的叙事性。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意识乃至场景都模仿剧场观念、舞台表演般的单纯明快。“三言”中写市井日常琐事的氛围、韵味，难以在舞台剧式的场景中出现。其次，李渔抱着舒郁解愤，自健脾胃的目的创作，戏曲环境的预设，保证了创作主体绝对的话语权。创作主体的绝对权力，意味着对阅读者主体理性的剥夺。戏曲演出是在公共场合，观众的理解和反映被表演者和众人所牵引，作品偏爱友好的人物性格，强化的是社会的和公共的生活，是对当时社会接纳规范的反映。这些特性在话本的说书语境中有部分体现。文人创作的小说纯为阅读的目的，而阅读的本性则有利于形成私人性的和内向性的自我。读者的理性阅读不适于作者随心所欲的自我展现。第三将小说视为“无声戏”，势必使情节过于翻奇弄巧。明清戏曲情节模式追求巧合新奇，李渔写小说，如写戏曲那样“考古商今，到处搜奇迹”。像《女陈平》、《归正楼》、《十巹搂》之类，因此牵合关目，情节杂凑。戏曲的本质是以抒发情感为目的，小说则要尊重故事和人物真实性和内在逻辑。过于追求戏剧化使其拟话本成就难以超越“三言”。

　　在当今文坛，小说和影视剧互为依存的商业传播方式，比李渔的时代更受人们的追捧。作为一种现象，李渔的“无声戏”理论至今仍有剖析、借鉴的意义。

　　(作者：王昕，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