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陈还是姓蔡?台新行政机构“启程”饱受争议******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蔡英文1月27日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将由前副手陈建仁接替苏贞昌担任“行政院长”,预计1月31日上任。随着新“内阁”成员名单逐渐浮出水面,屡有争议言行的多人被爆留任,岛内民众对新“行政院”完全不抱期待。
“贱人(建仁)就是矫情”
台湾《中国时报》1月28日介绍了陈建仁,称他是岛内知名的流行病学专家,2021年年底低调加入民进党,被视为民进党政治布局的“最佳活棋”,而且他对上很尊重、听话,是可以替上级涂脂抹粉的人。虽然他在“组阁”问题上得到绿营的吹捧,但来自学界的专业人士则认为,陈建仁曾被爆出挂名论文事件涉嫌抄袭,新冠疫情期间更是盲目护航高端疫苗。
早在2020年初,陈建仁就不断声称“与病毒共存”,但直到2022年蔡当局定调“新台湾模式”上路后,本地确诊人数大幅增加,这才发现台湾根本没准备好,陈建仁却不必负责任,只甩锅给地方政府。2022年4月,岛内确诊病例急速增加,地方政府措手不及,陈建仁反呛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不懂流行病学就回去好好读书”,还在脸书上分享自己是医学科学家排名第一的截图,摆出高高在上的学者姿态。后来疫情恶化,台防疫指挥中心也不得不宣布“快筛阳性视同确诊”措施上路,形同打脸陈建仁。此外,陈建仁曾公开力挺台湾自产高端疫苗,不仅亲自参与临床试验,还高调背书称“没有副作用”,结果他被爆打的是安慰剂,让岛内民众傻眼。舆论称,他未来出任“行政院长”后施政表现令人忧心。
而陈建仁的表现也印证了这一点。据中时电子报28日报道,陈建仁27日在记者会上致辞时称,他的确对接任“行政院长”有相当的犹豫,除了必须放下手上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还担心无法挑起重担。结果大批网友不仅质疑他是放不下“中研院”的高薪,而且纷纷引用《后宫·甄嬛传》华妃的金句留言:“贱人(建仁)就是矫情!”
只见酬庸和民进党派系平衡
27日和28日,陈建仁公布了两波“阁员”名单,因把岛内大停电归咎于各种小动物“捣乱”而饱受争议的“经济部长”王美花留任,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出任“海洋委员会主委”,高雄市副市长史哲接任“文化部长”。2018年高雄市长一战,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败给国民党的韩国瑜,随后绿营组织所谓的民间团体“Wecare高雄”发动罢韩,总舵手正是史哲。高雄市国民党议员批评说,史哲的态度高高在上,眼睛长在头上,时常不把议员放在眼里,因此多次在议会被议员赶出议事厅。
台媒28日还披露,现任“外交部长”吴钊燮很可能留任,台北驻美代表萧美琴大概率留在华盛顿。“国防部长”邱国正、“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及陆委会主委邱太三均规划留任。一度请辞的“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和因“班班有石斑”未兑现遭群嘲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在蔡英文强力慰留下,也都留任。
国民党“立委”王鸿薇28日质疑称,薛瑞元屡次爆出政治争议,陈吉仲则对大陆禁台农渔产品束手无策,现在却获留任,难道陈建仁觉得两人表现适任?“立委”李贵敏称,新“内阁”名单了无新意、冷饭热炒,只见酬庸和民进党内派系恐怖平衡,看不到检讨、改进、用人唯才与开创新局的企图,反像一部民进党派系共治的中古拼装车,一个匆匆上路只想拖时间的过渡、败战处理“内阁”。国民党副发言人陈晖28日说,陈建仁2007年任“国科会主委”时,曾因挂名国际期刊论文有抄袭争议请辞;去年12月准“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也被台大认证硕士论文抄袭,如今由他们执掌“行政院”,完全忽视民众对于论文抄袭的不满,民进党不演了?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邱臣远28日也在脸书称,从这次人事安排可以看出,这是属于蔡英文个人意志的代理人“内阁”,完全是过渡性质,也可以说是民进党派系平衡下的妥协名单,是蔡英文避免提前跛脚、并且要适度制衡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安排,政治因素多于专业考虑,实在令人堪忧。民众党发表的声明直言,“走了傲慢,来了护航,民进党没人了吗?……人民期待内阁改组能带来新气象,然而继位者却又这么不堪检验、劣迹斑斑,令人失望”。
姓陈还是姓蔡?
28日,一份最新网络民调显示,对于陈建仁接任“行政院长”,有92%的民众认为“不相信他会做得很好”。雅虎奇摩网站的网络民调显示,43.7%的民众“完全不赞成陈建仁接任行政院长”,12.2%的受访民众“不太赞成”。
资深媒体人高源流28日撰文称,蔡英文27日对陈建仁提出“四大期许”,包括阶段性盘整防疫措施、社会体系总检讨、持续提升台湾基础建设以及持续推动六大核心关键产业,但就是没有最关键的“避战”,而当前岛内民众对蔡英文当局最重要的期许就是谨慎处理台美关系,不要做任何挑衅对岸的动作,避免台湾卷入战争,“而且也只有在避战之后,才有蔡英文四个期许的可能”。
台媒普遍认为,蔡英文、赖清德和陈建仁将形成“新三角恐怖平衡”。《中国时报》28日称,台当局“内阁”改组反映了四件事:一是蔡英文向外界证明自己没有跛脚;二是弱势“行政院长”只能听令蔡,有责无权势必成炮灰;第三,为败选负责去职者有之,留任者不少,难有新气象;第四,派系考虑的布局保障蔡英文对2024年选举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台面下暗潮汹涌才正要登场。该报认为,赖清德现在几乎可以说是2024年选举民进党唯一的候选人,蔡英文看似也没有要阻挡,但是找来陈建仁“组阁”,又纳入曾经的“大阿哥”郑文灿担任陈的副手,看在4年前曾吃过闷亏的赖清德眼里,恐怕很难不多做联想。
《联合报》28日发表社论称,新“内阁”的组建仍是蔡英文只手主导,所以究竟是姓陈还是姓蔡,已难分难解。重点在于作为蔡英文“挡箭牌”的苏贞昌已经失去功能,换上笑脸迎人的陈建仁,至少可以纾解一些民怨,“但这面新挡箭牌能撑多久,也无法太乐观”。(环球时报)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
“十四五”期间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稳住农业基本盘、破局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2022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数字技术和平台深度嵌入农业农村发展各领域,以数字创新驱动乡村振兴,重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体系、生活方式,能够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提升数字包容水平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工作,自2018年开始已出台系列政策,为数字乡村发展强化了顶层设计。2022年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进一步对当前数字乡村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等进行了战略部署。据北京大学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2020)研究报告》,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开局良好,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治理和数字生活各方面都有较快发展。我国行政村“村村通宽带”全面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数据资源和采集体系、天地空一体化观测体系、农业农村云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均在稳步推进。数字技术和平台与农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速融合,持续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智慧农业、农村电商、数字文旅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数字化治理平台在农村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广泛应用,营造出更加便利宜居的乡村人居环境。但总体上,数字乡村建设仍然呈现东部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发展滞后的格局。
互联网技术应用虽然能够提供均等的受益机会,但使用者从中的获益未必是均等的。数字接入、数字资源、数字素养、数字参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数字使用结果的差异,不同群体、地区、城乡之间存在获取数字红利的差异,即数字鸿沟。我国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远高于农村,2022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74.4%,农村地区仅为58.8%。虽然当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域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更显著的差距则体现在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方面,这主要是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差异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与维护成本高昂,可能与小农户(尤其是老年农户)实际生产需求和劳动力资本不匹配,从而加剧农业企业、大型农场与小农户之间的数字鸿沟。小农户因资金、数字素养、数字技能、风险承担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叠加老龄化因素,使数字就绪程度不高。其数字信息利用方式与其他群体存在差异,因此导致数字利用结果差异。这些数字劣势使数字乡村建设主体呈现非均衡的参与行为,极有可能使小农户在数字经济发展中逐渐边缘化,从而出现系统性社会排斥和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阶层分化。
加快推进乡村建设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既要以数字创新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又要不断弥合数字鸿沟,推进数字包容,使所有群体都能够积极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共享数字红利,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生态富裕。在实践层面如何实现数字包容?一般认为可通过改善信息技术(ICT)接入来弥合数字接入鸿沟,即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宽带、网络终端等互联网设施设备的普及率。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普及,ICT接入机会趋于均等,数字鸿沟的内涵进一步深化。相关主体数字资源禀赋或资产存量、数字技能和参与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导致的参与结果差异也被考虑在内,即存在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结果鸿沟。对于数字经济参与主体而言,其自身所具备的资源禀赋,例如信息、知识、技能、产品、服务、时间等“僵化”的资产组合,可通过互联网技术运用和互联网市场交易被激活,通过互联网平台的连通性产生乘数效应。率先掌握“流量”密码,实现互联网资产资本化的群体更能够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例如,农村电商、农产品网络直播、短视频营销等为农村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注入了新动能。
第一,强化“数字准备”。可以考虑将数字包容纳入数字中国战略,在政策制定中着重考虑农村居民的数字可负担性、数字可获得性、数字能力及其公平性,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网络、数字平台、数字服务的接入性、连通性,有效提升乡村网络硬件设施质量,扩大5G、千兆光网、物联网覆盖面,保证信号质量。尤为重要的是,将数字乡村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战略,从而有效降低网络建设、维护成本。通过财政补贴、市场竞价等方式,或与农村金融普惠、精准扶贫等政策相结合,给予相应的数字设备或物资帮扶、补贴、费用减免等,进一步减轻网络接入的经济负担。
第二,提升“数字就绪度”。帮助群众建立互联网思维方式,从知识、技能和态度方面提升数字能力和自我效能,激发其参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和自信心,使其具有与数字时代动态适配的能力。因此,需要普及农村数字教育,针对不同特征的群体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数字教育。加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开设编程课;开展数字技能教育或者职业教育,使新型农民的职业技能与市场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相匹配。提供简易、易懂的互联网产品服务指南或课程,社区可开展老年人辅导培训,使其能适应社交、医疗、社保、金融及其他政务村务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广泛开展各类型的农村在线教育,鼓励农民灵活运用互联网自主学习,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运用能力,提升其数字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意识。
第三,推进“数字参与”。旨在构建涵盖经济发展、基层治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多元化数字生态系统,通过数字创新与制度创新,在各领域实现数字技术对参与者的数字赋能,推进价值共创和共享,弥合数字鸿沟。这就要求以数字创新激活农村农民发展的积极性,驱动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提升数字技术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率;有序推进农业三大体系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推广、扩散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带动小农户与数字农业体系有效衔接。以电商商业模式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推进城市农村产品、服务的双向流动,有效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解决两个“一公里”问题。以平台聚合有效整合数字资源,提升不同群体之间的数据连通性,提升基层数字治理效率。鼓励和推动企业的包容性创新,提供优质低价、便捷、无障碍、适老化、安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树人学院管理学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